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因为哮喘发作，意外去世。邓丽君走的突然且在她的尸检报告里，尸体的左脸颊处还遗有一道鲜红的巴掌印。所以时至今日，外界对于她的死依旧众所纷纭。
邓丽君去世的时候才42岁，一个还没把世间的美好赏尽的年纪。但是，当她安静地躺在白色七金的泰式棺木中，一动不动的时候，大家才确信那个在舞台上始终微笑着吟唱“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的女孩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
5月11日，邓丽君的遗体在中正机场获得礼遇通关，运回了台湾。作为80年代享誉盛名的歌坛皇后，邓丽君的离世引发了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电台更是昼夜不休地广播她的经典曲目。
台北新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更是将邓丽君评价为台湾流行歌坛的典范人物。不仅如此，台湾当局还为其授予了“华夏一等奖章”和“艺苑扬芬”奖，用以表彰她近三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取得的种种成就。
5月28日，邓丽君的家人将她葬在了台湾金宝山的“筠园”。据说，这个墓园的老板也是邓丽君的铁杆歌迷。所以在售卖墓地的时候，足有70平方的墓地，他却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了1块钱。
邓丽君生前在军中曾多次为士兵进行过劳军演唱。因为长相甜美，身材姣好，被国民党军奉为“军中情人”。而在她的葬礼上，包括宋楚瑜在内的多位台湾政界高官也到场前来吊唁。入殓时，邓丽君的遗体被放置在水晶铜制棺木，灵柩更是被颇具象征意义的国民党党旗所覆盖。
要知道在当时的台湾，这样规模的葬礼，是除蒋介石外从未有过的。台湾当局如此阵势，无疑是在向外界传达出一个讯息：邓丽君与台湾国民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那么，邓丽君与国民党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邓丽君离世的一个月后，曾经担任国民党保密局侦查处的处长谷正文给出了“答案”：邓丽君是台湾女间谍。
1995年6月的一个下午，台北新店的独家报导周刊接待了一个老先生。独家报导周刊是什么？那是当时台湾最畅销的杂志。老人报出自己的名讳后，独家报导周刊的社长沈野恭恭敬敬地把他迎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同时，沈野还给周刊的总主笔兼总顾问邱毅打了个电话，让他尽快赶来。
起初接到电话的时候，邱毅还纳闷，究竟是什么人物让社长这么慌里慌张地把自己喊过来。等到了办公室，他才知道，原来这个老先生竟是在白色恐怖时期让大家闻之色变的大名鼎鼎的活阎王——谷正文。
在谷正文身上有过很多标签：林彪曾经的手下，向国民党叛变的军统特务，戴笠眼前的红人。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国民党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于是将战场转移到了台湾。
从1949年到1987年，这场荒唐的舆论战在台湾持续了长达38年之久。期间，无数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遭遇了灭顶之灾。1975年，蒋介石离世后，蒋经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更是在民间大量埋伏线人，力图铲除任何“可疑”人士。
在那个“人吃人”的白色恐怖时期，各方势力交错纵横，人心惶惶。以谷正文为代表的军统特务，就是在这种暗流涌动中，吃起人来最厉害的妖怪，人送外号“活阎王”。
1995年，谷正文已经从国民党少将的位置退役。而他这次亲自来到杂志社，主要是为了让邱毅给他的回忆录写个序。在谈起曾经在保密局里草菅人命的犯罪史，这位“活阎王”却是非常得意，丝毫不减当年的逆气。
谈笑风生之际，谷正文向沈野和邱毅“爆了一个料：在保密局的档案里，邓丽君是台湾间谍。一听到这个，沈野的兴致就来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说起台湾乃至华人世界最红的歌星，那就是邓丽君了。而如今邓丽君刚刚去世，热度只增不减。杂志社要是抓住了这股风，刊物肯定会热卖的。
在社长的追问下，谷正文便道出了事件的原委。原来，不只是邓丽君，每一个离开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其实都是“间谍”。因为他们在办理护照的时候，必须在“是否同意为台湾提供情报”的选项上打钩，否则无法通过海关。
邓丽君并不是台湾本土人，用行里的话来说，就是属于外省家庭。她的妈妈赵素桂祖籍是山东，爸爸邓枢是河北邯郸市大名县大街乡邓台村人。邓枢年轻的时候曾在黄埔军校就读，毕业以后就跟着蒋介石四处打仗。
但是，邓枢一生过得并不如意。他打了半辈子的仗，最后也只是混到了一个少尉级别的头衔。1948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邓枢带着一家老小来到台南的眷村定居。邓丽君在家里排行老四，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邓长富。邓枢退役后，为了养活这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只能上街卖馒头。
邓丽君并不喜欢读书，相反，她从小对音乐更感兴趣。空闲的时候，邓丽君总是蹲在家里那台破旧的收音机旁听音乐节目，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也正是通过这台收音机，邓丽君学会了苏州民谣和黄梅调。10岁的时候，她靠着一曲《采红菱》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拿下来好几场歌唱比赛的冠军。
台北的歌厅听说了这个小姑娘的事迹后，邀请她去厅里驻唱，能给钱的那种。年仅14岁的邓丽君，站在台上毫不怯场，靠着一首《一见你就笑》，把客人逗得开心的不得了。名气上来后，邓丽君一个人赚的演出费就足以撑起整个家庭的开销。邓丽君的父母也便允许她辍学，专心去搞事业。
邓丽君在台湾走红后，开始向日本、马来西亚等市场进军。但是，要想去国外，就必须有护照。15岁那年，邓丽君受到新加坡国立大剧院的邀请，准备去为一场慈善演出活动献唱。
因为年龄的限制，邓丽君只能借助妈妈赵素桂的名义申请护照。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赵素桂为女儿的“是否同意为台湾提供情报”的选项上，打上了钩。就是这个钩，为邓丽君日后的声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熟悉邓丽君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邓丽君自14岁出道以来，唱过上千首歌曲，开过三十多场演唱会，在香港、美国、日本、马拉西亚等地都留下过足迹，但是却从未在大陆活动过。那么，邓丽君是自己不想来大陆吗？或许，她并非不想，而是不能。
邓丽君一生中，有过两次来大陆发展的契机，但最终都夭折了。第一次是在经历“护照事件”，辗转美国，重回舞台的时候。当时，邓丽君在美国的演唱会刚刚圆满结束。
而经历过十年浩荡的大陆，也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邓丽君的歌定义也不再将为“靡靡之音”了。据说有一次，一个中学生向邓小平写信询问，为什么要禁邓丽君的歌。邓小平还回复说：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
1980年，香港的一个唱片公司邀请邓丽君去大陆演出。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台湾领导人蒋经国的耳朵里。当时还在搞白色恐怖的蒋经国得知这个消息当然很紧张。他认为这个“军中情人”若是跑到大陆发展，必将会对国民党部队产生负面影响。
蒋经国当即约见了新闻局局长宋楚瑜和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一起商量对策。宋楚瑜觉得应该对邓丽君采取怀柔政策。他先是邀请邓丽君一起吃饭，劝说她放弃去大陆的想法。而后还为邓丽君颁发所谓的“爱国艺人”的奖牌。
谷正文得知了蒋经国的苦恼，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他说，邓丽君想去大陆发展也可以，但是必须成为情报局的一员，在大陆为情报局收集情报。说到底，这就是所谓的台湾间谍。
这一招果真阴险毒辣。邓丽君在不谙世事的少女时期，已经被迫在档案里添上了 “间谍”的一笔。如今她已经成年了，却还得被国民党政府用这种手段胁迫和利用。这是她绝对无法接受的。然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不做违背良心的事，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割舍。
后来提起这件事情，原中国文化部部长刘忠德更是连连感叹，这是他当文化部长时最大的遗憾。据说那年香港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有关邓丽君的重大新闻，说邓丽君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那家报纸的影响很大，几乎家喻户晓。
刘忠德认为，邓丽君要是真的参加了特务组织，大陆再把吸收她过来影响就不好了。于是，他便请人去了解情况。经了解，刘忠德得知原来当时国民党的确有那么一个规定：凡是艺人出镜都要填一个表，类似于宣誓效忠国民党，参加一个组织之类的。所以，邓丽君的“间谍”身份并不是特殊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邓丽君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向大众宣布停止商业演出。事实上，她在香港赤柱购入佳美道18号别墅后，就已经进入了半退隐的状态。1993年香港的一档节目中，邓丽君还主动要求亮相，向公众坦言道：我没想过政治，也不理哪一边的中国，我只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的好。
邓丽君虽然从未到过大陆，却为它制造了很多回忆。在节目上，她喜欢用山东方言与主持人对话，一句“老乡”叫的亲切又自然。每当结识了新朋友，她总是介绍自己是河北人，因为父亲的祖籍就是河北邯郸。在与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交往中，邓丽君听说苏州的某栋宅只要六万元的时候，她还兴奋地询问对方是否能帮她购置。
邓丽君最喜欢的城市是上海。她虽从未到过上海，却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演唱的许多歌也是来自上海3,4十年代的旧歌。她说，每当唱起这些歌，她总会联想到那个叱咤风云，车水马龙的上海滩。
1992年，邓丽君的大陆出行计划再次无疾而终。据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回忆，1987年的时候，台湾当局废除了“戒严令”，两岸关系回暖，台湾居民只要取得签证就能回大陆省亲。
1992年，邓丽君和法国男友从国外回来，说想去大陆观光。那个时候，邓丽君有一个姨母还在西安，三人就想着正好也可以趁这次机会去探亲。邓长禧考虑到邓丽君的身份，认为她如果要去上海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先去把签证办下来。
三人商量好后，就开车去大陆驻香港的一个办事处去办签证。但是，也不知道怎么了，在车上三个人莫名其妙就吵了起来，搞得大家心情都不太好。于是在半路上，邓长禧便下了车。结果，那次旅程也泡汤了。从那件事以后，大家也再没有人提起要去上海的事情。
邓丽君为什么始终没去成大陆？或许是因为近乡情更怯，或许是因为命运的阴差阳错。但是如果有第三次契机，邓丽君应该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因为，“台湾间谍”这四个字，如同紧箍咒，将邓丽君的命运，狠狠地束缚。
而那道仅与福建仅隔着72海里的台湾海峡，便是台湾人民自己给自己下的紧箍咒。明明只是几个小时的航程，渡了50多年却还没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