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蒙马特
近几年，有人一直在谈论「港片已死」，香港的商业片导演纷纷北上拍片，大银幕依旧是那些熟脸，偶有几部本土新导演的创作，也只是昙花一现。但香港的年轻新导演们，总带着港人的责任感和坚持，不断探索着港片的更多可能性。《一念无明》《沦落人》《金都》，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他们都离不开香港「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的支持。
「首部剧情电影计划」
去年在金马亮相，今年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导演的《金都》，被媒体和影评人们一致叫好，金马影展执行长闻天祥称其「一定要看……目前香港大片绝对不敢碰的大写，在这里一目了然，抽丝剥茧中港关系，更照见自己的内心所需」，文汇报评「《金都》是一部让人笑着为香港现况唏嘘，同时有多重解读空间，久久依然回味的电影」。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真实、生猛而大胆的电影，它借由即将结婚的阿芳思考婚姻的真谛的故事，探讨了婚姻关系及自由和幸福的边界。从影18年的邓丽欣，和用18天时间的低成本预算首次拍长片的黄绮琳，联手贡献了这部今年最让人期待的港片。从那个爱情至上的「阿宝」，到《金都》里质疑结婚自由的「阿芳」，邓丽欣完成了影后级的蜕变。
而《金都》，实际上是从编剧转型导演的黄绮琳，写给港女们的「婚前箴言」。从《玛嘉烈与大卫 绿豆》的玛嘉烈，到《叹息桥》的Joyce，再到《金都》的阿芳，黄绮琳以细腻的笔触塑造了在婚姻和爱情中徘徊的港女形象。「30岁生日这天，我突然涌起了垂死挣扎的热血」，在30岁生日当天，她开始了剧本的创作。
黄绮琳和邓丽欣
对于「适婚年龄」的女性来说，婚姻仿佛成了隐形的枷锁，我们努力地完成着父母为我们设定的人生KPI，又暗暗佩服着那些选择了不婚主义的勇士。电影却给出这样的提问：「结婚没有自由，那不结婚就有自由了吗？
」
「金都」，在这里不再代指香港的纸醉金迷，也不是作家陈冠中笔下的《金都茶餐厅》，后者有个英文谐音「can do」，倒是调侃了香港人做生意的小聪明。而电影里的「金都」，是位于旺角太子站的金都商场，置办一切婚礼服务，包括婚纱礼服、婚礼摄影、花车、珠宝等，就在黄绮琳家的对面。
电影里，31岁的阿芳和相恋七年的男友Edward在这里上班，女生在好友阿怡的婚纱店，男生经营着一家婚礼摄影店。他们见惯了无数年轻情侣在「金都」奔向幸福的殿堂，而自己也将按部就班的结婚。
很有意思的是，《金都》的英文名为《My Prince Edward》，而阿芳却不确定男友是不是自己的王子。
婚姻有七年之痒，恋爱也是。长久的同居关系和Edward的占有欲让她感受到了爱情的消逝，婆婆的催婚、拥挤的出租屋、男友我行我素的行为和夺命连环call都让她喘不过气来。更紧要的，她心中藏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她和一个大陆男人「假结婚」十年。要想结婚，先得离婚。
十年前她为了爱情离家出走，为了付租金，铤而走险和一位陌生的大陆男子杨树伟领了证。
两人可以说是互相利用，杨树伟也是想借此拿到香港的身份证。费了好一番功夫，两人在街头相认。要想离婚可以，前提是他先拿到单程证，而发证又要证明结过婚。两人被迫「恩爱」营业，阿芳在拖住婚期焦虑办离婚的同时，不慎被Edward发现，矛盾爆发。
「假结婚」和「真结婚」在Edward的想象里正面交锋，他勃然大怒的点是，女友可以为了几万块钱和一个没有爱的人作假，也不愿和相恋七年的自己马上成真。他的自尊心受到了践踏，这种意义上的欺骗虽然不能说是「精神出轨」，但对于一个求婚时洋洋自得的妈宝男来说，犹如一场羞辱。
但是他分明是爱她的，否则不会再问「我们是不是不结婚，就得分手？」
非此即彼，人生做选择也是有固定答案的吗？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按流程和步骤吗？金都大厦就是婚姻流程的象征，前来拍照的将婚男女们，甚至订婚的阿芳，都要被装在「1-2-3-4」的摄影框内，强颜欢笑地被别人记录下所谓幸福的时刻。
没有遇到突然回来的杨树伟之前，阿芳不过是个随波逐流的港女，好奇宠物店鱼缸里翻身的乌龟，被老板硬塞给她买下，还不是「那一只」。翻过身的乌龟可能要筹谋出走，但是能力有限反而把自己永远困在里面。
因为同处困境，阿芳和乌龟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当为了布置新房，婆婆自作主张放生了阿芳的乌龟后，阿芳和Edward激烈地争吵起来，哭诉自己没有婚姻自由，现在也失去了养龟自由。突然想起电影开头阿芳刚养龟时，Edward的预言，「你只是成功地将一只小龟，由一个缸放进另一个缸」。正如阿芳十年前为了自由离家出走，十年后组建的新家却写满了「不自由」。
早前，阿芳有一件天蓝色的线衣，洗得衣领被撑大，穿上时总是从肩膀滑落。Edward总埋怨让她扔掉，阿芳为了少一事偷偷把衣服藏起来，失去了穿衣自由。
自由，正是《金都》想要探讨的哲学命题。在有限的自由里，每个人都是阿芳，曾经不断的妥协和顺从，直到怎么样也无法和对方取得共识，她可能就会思考，自己有没有离开第二个水缸的选择。
而这个词，却是杨树伟告诉她的。「干嘛结婚？结婚是不自由的」。这个来自福州的男人表面看上去自私势利，为了获得自由身份不惜造假，用油嘴滑舌的腔调不断打趣阿芳急于结婚的事实。却无心栽柳，让阿芳在犹豫不决中，参悟了婚姻的真谛，最后上演了一出「娜拉出走」。
Edward和杨树伟，一个浑浑噩噩的未婚夫，一个看似精明的假老公，导演创作这两个男人并不是要做港男和陆男的对比，虽然某种程度上借杨之口说出「自由」二字实在是对港人的揶揄。
这种手法还体现在别的方面，Edward整日沉迷游戏，生活习惯邋遢，上厕所不关门，在床上剪指甲……以为是个废柴，却发现还是个文艺青年，房间里贴了查理·考夫曼编剧的《暖暖内含光》的海报，就连厕所读物居然也是波德维尔的《电影诗学》，导演将夹带私货变成了一种戏谑。
当然，电影有一段严重的割裂，发生在阿芳跟杨树伟回福州的派出所面试单程证时，本来是很好的陆港关系的呈现，但导演因为拍摄许可的问题，福州的取景只能在香港的城中村完成，所以，我们看到的「福州」，土得像国内四五线小县城，阿芳闯入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杨的女友又是一口突兀的四川口音。杨听到女友怀孕后自私地想让其打掉孩子，因为孩子在这个关键时刻带来「不自由」。以为是渣男的本愿，没想到费尽心思十年拿香港身份证的杨树伟，最后恰恰放弃了。
杨有一个经典的搭讪故事，叫「亚洲蹲」，自称做过研究只有内地人蹲下时是后脚着地的，香港人和美国人都不行。
还让阿芳试一试，发现果然不行。
奇怪的优越感是巧妙的反讽，我们明知自己不自由，却嘲笑别人的「自由」，其实无论是故事中的鸟（让人想起无脚鸟），还是被遗弃的乌龟，都暗示了阿芳最终的选择。
所谓荒诞和悖论就在这里，拼命要结婚的人最后选择了出走，穿上天蓝色的线衣，叮嘱Edward收好指甲剪，坐长途大巴，来到福州小农村，和另一个男人完成了一场仪式感的和解。拼命想换取自由的人最后却选择了婚姻，只因为女友肚子里的是男孩？对不起这个貌似「城乡结合部」的地方确实会掺杂一些重男轻女的不好念头，没去过大陆的导演只凭想象创作确实很刻板印象。
就连很讨嫌的Edward，最后也拼命的想维护关系，买了阿芳的同款乌龟，却再也不能送出去了。
《金都》的结尾，阿芳，或者说是邓丽欣，终于摆脱了世间对自己婚姻的希冀，做了自己想做的事：穿上喜欢的衣服、关掉手机上男友监控的GPS、下单买了一直心水很久的桌子……她在安静吃面的时候，我仿佛看到那个平静的水缸里，有什么东西鱼跃而出。
当杨树伟最后恭喜她终于要结婚的时候，她淡淡一笑说「李洁冰啊」，意味深长。
是因为求婚前，Edward边剪指甲边跟她讲冷笑话，说自己有一个同学，叫「李洁冰」，还有个妹妹叫「李洁芬」（你结婚）。挣脱婚姻的人恭喜步入婚姻的人，阿芳此刻成为了洪尚秀的《逃走的女人》。
在导演黄绮琳的众多采访中，都介绍了电影的缘起是自己的真实故事，她也在即将结婚的当口，斩断了一段三年的感情，让My Prince Edward成为前度。同时电影上映前自己的父亲去世，这首部长片处女作，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黄绮琳导演的豆瓣短评
《金都》除了聚焦婚姻这个深刻命题外，也借此对香港现状、陆港关系、乃至去英殖民思想都做出了反思。
电影用「千尺豪宅」来讽刺香港房价高得吓人，买不起房这也是现今香港人结婚的难题。还探讨了同性婚姻，阿芳好奇地问林二汶饰演的阿怡「你説是不是女强人和lesbian才不用結婚？」，却收到了同性婚姻比异性婚姻更难的回答。其实阿芳，包括婚纱店偶遇的老同学Mabel，还有拍婚纱照时和未婚夫闹的不愉快的新娘，可能她们都没想好为什么要结婚，就接受了传统观念中对女人的使命的安排。
电影是恐婚的电影，也是探讨自由边界的电影。
My Prince Edward，暗指的正是英国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王子，太子站的名称也因此而来。其实细细想来 Edward很能代表现在的香港男人，没有太大野心，只是想玩不想工作，实际上是深受港英殖民的影响，而我们一直称道的「港女」形象，恰恰是和父权抗争，独立自主的。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电影中大陆人作为「第三者」闯入香港人的婚姻，渴望「自由世界」又和自己的行为相矛盾，陆港结婚与否，也影射了陆港关系的「自由」。步入婚姻的一纸契约到底有多少束缚？结婚就不自由，那么不结婚就得到理想的自由了吗？
其中的政治隐喻不言而喻。导演是酷爱调侃的，她自称「我反思婚姻是否是政府的阴谋」。
邓丽欣凭借着出色的表演提名了金像奖最佳女主，没拿影后确实很遗憾，她摆脱了「阿宝」的标签和以往充满稚气的表演，也没有了刻板印象里的港人的浮夸表演，成熟了很多。无论是前半部分的迟钝，还是后半部分的觉醒，邓丽欣都把阿芳演绎的相当妥帖。同样，首次从戏剧表演转战大银幕的朱柏康，也将Edward塑造的可圈可点，包括「老戏骨」鲍起静饰演的婆婆，都让《金都》成为令人惊喜的港片的理由。
有人说它是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大遗珠，有人看了导演的豆瓣后真的要找她「打钱」，导演如果看到，留一个支付宝？
我们在年初也把「迷影精神赏」的最高迷影荣誉授予了《金都》，它确实值得。
在这个金色都市中，人人有怅惘，有怀疑，也有不甘，上世纪的港人意气风发的「can do」，在《金都》里打了一个大写的问号。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娜拉出走又怎样？无人知晓。但正如阿芳学会后脚着地蹲下一样，香港电影的未来可期，对此我仍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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